她每次打完都会给苏念打电话,哭,说“苏律师我撑不下去了”。
苏念每次都告诉她——再撑一下,马上开庭了。她撑了一次又一次,撑到了现在。
“王姐,您听我说。马上开庭了,您再撑几天。这几天您别回家了,去救助站,或者来法援中心,我帮您安排。”
“他不让我走。他把门锁了。”
苏念的手指攥紧了手机。“您报警。”
“报了。警察来了,他说是夫妻吵架,警察就走了。”
苏念闭上眼睛——又是这句话。“夫妻吵架”——三个字,把三年的暴力轻描淡写地盖过去了。女人被打的时候不是“夫妻吵架”,是暴力;
男人打人的时候不是“情绪失控”,是犯罪。换了一个词性质就变了,从“犯罪”变成了“家务事”,从“该管”变成了“不好管”。
“王姐,您听我说。您找机会把门打开,跑出去。不管什么时候,半夜也行,凌晨也行。跑出去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去接您。”
“好。”
电话挂了。苏念坐在办公桌前,手心全是汗。她不知道王姐能不能跑出来,不知道她丈夫会不会发现她跑了之后追出来,不知道她跑出来之后要去哪里。
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王姐在电话那头说“好”的时候声音在抖,不是怕,是“我不确定我做不做得到”的恐惧。
恐惧没有错,恐惧是在危险面前保护自己的本能。王姐的本能在告诉她——跑。她听进去了。
那天晚上苏念没有回家。她坐在法援中心的办公室里等电话,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上,亮度调到最高。
她看着那部手机等它亮起来,等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从灰色变成了黑色,从黑色变成了更深更沉的黑色。
顾沉舟打来电话。“还没回来?”
“有个当事人在等。她老公打她,她说要跑出来。我在等她的电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你在哪?法援中心?”
“嗯。”
“我去陪你。”
“不用——”
电话已经挂了。
苏念看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他说“我去陪你”的时候不是商量,是通知。他已经在路上了。
半个小时左右,法援中心的门被推开了。顾沉舟走进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手里拎着一个袋子。
“吃了吗?”他问。
苏念摇头。
他把袋子放在桌上,从里面拿出一碗粥、一盒小菜、一双筷子。粥还是热的。
苏念看着那碗粥。“你从家里带来的?”
“路过粥铺买的。”
苏念不知道他是真的路过,还是专门绕了很远的路去买的。她没有拆穿,打开盖子一口一口地喝。
粥很稠,米粒已经开花了,软软糯糯的。他的目光落在她脸上。
“你不用陪我的。”苏念说。
“我知道。”他在她对面坐下来,“我想陪。”
苏念低下头继续喝粥。
手机亮了。王姐的消息——“苏律师,我跑出来了。我在小区门口,你能来接我吗?”
苏念站起来。“她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