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妈妈——”她试探着开口,但又停住了。
“我妈妈很辛苦。”张支羽说,声音变得认真了一些,“她一个人带我,要上班,要做家务,要管我的学习。她压力很大。有时候她发脾气,我知道不是我的错,但——”他顿了顿,“但有时候我也会想,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
白真看着他。十八岁的男孩,蹲在夜晚的海边,说“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她的眼眶忽然酸了。
“你够好了。”她说。
张支羽转过头,看着她。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他的眼睛里有星星的反光,亮晶晶的。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他只是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低下头,重新拿起炭笔,在画纸上画了起来。这一次他画得很快,炭笔在纸面上飞舞,发出急促的沙沙声。白真站在旁边,看着他画。他画的是一个人——一个女人,长头发,站在海边,风吹起她的头发和衣角。她的脸只有简单的几笔,没有五官,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
“这是谁?”白真问。
“不知道。”张支羽说,“就是——一个人。”
白真看着那个没有脸的女人。风吹起她的头发和衣角,她站在海边,面朝大海,看不清表情。那幅画比他的其他作品更潦草,但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画面里流动——不是孤独,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更难以名状的情绪,像雾,像风,像傍晚时分天边最后一抹光。
“这个好。”白真说。
张支羽没有说话,只是在画的右下角写上了一行小字。白真凑近去看,看到他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
“给白真姐姐。”
二
那幅画白真带回了家。
她没有拒绝。张支羽把画从画纸上撕下来,叠成四折,递给她。白真接过来的时候,指尖碰到他的手指,他的手指是凉的,沾着炭粉,黑黑的。他不好意思地把手缩回去,在裤子上蹭了蹭,留下两道黑色的指印。
“画得不好,你别嫌弃。”他说。
“不会。”
白真把画揣进口袋里,走回了家。一路上,她的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手指捏着那张叠好的画纸,像是捏着一件易碎的东西。回到家后,白真把画展开,铺在折叠桌上,看了很久。
画上的女人站在海边,风吹起她的头发和衣角。她没有脸,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但白真觉得那个轮廓很像自己——不是现在的自己,而是某个可能的自己。一个站在海边,面朝大海,没有被任何人定义的自己。
白真把画压在折叠桌的玻璃板下面——玻璃板是房东留下的,下面原本压着一张褪色的风景明信片,她把明信片抽出来,换上了这张画。
然后白真退后一步,看着它。
墙边还靠着那幅被扔掉的海上小船,两道裂痕穿过画布。她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它。扔掉?她觉得做不到。送回去?张支羽说不要了。留下来?留下来又能怎样呢?
她蹲下来,看着那幅小船。灰蓝色的海,快要被吞没的船。那道裂痕像一道伤口,她忽然觉得,那道裂痕本身就是画的一部分——没有那道裂痕,这幅画就不完整。就像一个人,没有伤疤,就不算活过。
她把小船靠在墙边,让它和那张素描遥遥相对。一幅是被抛弃的,一幅是赠予的。两幅画之间隔着整个房间,像两个人之间隔着十一年的岁月。
那天晚上,白真躺在床上的时候,一直在想张支羽说的那句话:“有时候我也会想,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
她想起自己十八岁的时候,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在豪华的宅子里,她端着碗坐在厨房的角落里吃饭,父亲从客厅里经过,看了她一眼,什么都没说。但那个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你不够好。你不够乖,不够安静,不够不碍事。你是一个多余的人。
她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同班女生说她:“寄人篱下,全靠继母收留,还假装高贵。”她在咖啡店打工的时候,富家同学说她:“偷偷在咖啡店打工,举止粗鄙,上不了台面。”她在首尔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在告诉她:你不够好。
直到金在吾出现。
高中,破旧的教室后门。金在吾偷东西被雅珍撞破。她看到他眼里一闪而过熟悉的痛,没有质问与揭穿,给了他放货账本。他接受的,是她开启黑暗王国的第一把钥匙。
僻静的小巷角落。金在吾把刚讨回的钱塞给她,没有问为什么。借着为她收高利账的手段,他心甘情愿成为她向上爬的第一枚棋子。阳光照不到他的脸,他却对她说:“只要你能过得轻松一点。”他押上的,是自己最后的名誉与良心。
后来的事情,白真不想再想了。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的铅笔猫咪还在那里,歪歪扭扭的,像一个小孩的信手涂鸦。白真伸手摸了摸那只猫咪,铅笔的痕迹已经模糊了,但还能看出形状。一个圆圆的头,两只尖尖的耳朵,一条弯弯的尾巴。
她忽然想,也许张支羽也会画猫。下次见面的时候,她想问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