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最后一周,川边毅带来了三个人。
诊所早上刚开门,苓还在给窗台上的薄荷浇水,就听见巷子里传来杂沓的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三个,还有一个是被人搀着的。她放下水壶,走到诊室门口。
川边毅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身体歪向一侧,每一步都像是要往左倒、又被自己硬拽回来。搀他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搀人的那只手青筋暴起,用了很大的力气。走在最后面的是一个女人,四十岁上下,穿着旧运动服,小腹微微隆起,低着头,两只手护在肚子上,像在护着什么很脆弱的东西。
“进来吧。”苓说,把门推得大了一些。
川边毅站在门槛外面,没有动。他看了苓一眼,又看了一眼诊室内,然后侧身让开了路,让三个工人先进去。他自己,像上次一样,站到了门口的一侧,背朝着诊室。苓没有劝他进来。她知道有些人的固执不是用来劝的,是用来尊重的。
“三号桌。”她朝里面指了指。
凛从化验室出来的时候,那个老渔民已经被扶到椅子上坐下了。他喘得很厉害,不是因为走了远路,是因为身体本身就在消耗他的力气。
“叫什么名字?”凛走过来,在他面前蹲下。
“山本。”老人说话很慢,像每个字都要从喉咙里挖出来。“千叶化工……十五年了。”
凛点了点头,打开手电,照了一下他的瞳孔。又让他伸出双手,闭眼,食指指鼻尖。老人的手指伸出去,颤巍巍地往前探,指尖从鼻尖旁边划过去,偏了整整一个指头的距离。再做一次,还是偏。第三次,手在半空中停住了,像找不到路一样茫然地悬在那里。凛没有让他做第四次。
“手麻多久了?”她问。
“两年多吧……一开始就是手指头麻,没当事。后来脚也麻,走路跟踩棉花似的,摔了好几次。”
“摔过几次?”
老人想了想,摇了摇头。“数不清了。”
凛站起来,走到办公桌旁开化验单。她的笔尖在纸上走得很快,刷刷刷的,像手术刀划过皮肤——利落、准确、不带犹豫。苓接替了她的位置,在老渔民对面坐下。
“山本先生,给我你的手。”
老人的手伸过来,皮肤粗糙得像松树皮,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灰黑色。苓的拇指按上寸口,脉象在指腹下跳动——浮取即得,重按则空,像一口干涸的井,投下石子听不见水声。她的手指开始发麻。但她没有缩手。三十秒。一分钟。一分半。她把脉象在心里默记了一遍,然后松开手,把手缩进袖子里,转向那个年轻工人。
“你呢?叫什么?”
“中村。”年轻人坐了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不停地搓着。“我才进厂三年。去年开始手指麻,我以为是干活的缘故,没在意。上个月我跟我老婆说,我老婆让我来查查……”他的声音开始发颤。
苓的手顿了一下。“你之前为什么不来?”
年轻人低着头,没有回答。川边毅站在门口,背对着诊室,但他的拇指又开始反复摩擦食指关节。沙沙沙,像砂纸。
“怕丢工作。”年轻人终于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厂里说,谁乱看病就开谁。”
苓没有接这个话。她伸出手,搭上年轻人的手腕。脉象比老渔民好一些,但尺脉已经开始沉了——毒素正在往下走,从血液进入组织。她松开手,把手藏好,转向最后一个。
那个中年女人从进门开始就没有说过话。她坐在三号桌的最边上,离另外两个人稍远一些,两只手一直护在小腹上,像护着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
“你叫什么?”苓的声音放得很轻,像怕吓跑什么。
“……吉田。”
“吉田女士,你的手。”
女人把手伸过来。她的手指比老渔民和年轻人都暖一些,但苓一搭上寸口,就知道不对。滑脉。不是病态的滑,是那种——有孕在身的滑。圆润如珠,往来流利。苓没有松开手。她用左手轻轻覆上女人的手背,拇指在她腕间停留了一会儿。
“几个月了?”她问。
吉田没有回答。她的嘴唇开始发抖。苓等了一会儿,又问了一遍:“几个月了?”
“四……四个月。”
“你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
吉田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哭的时候没有声音,只有肩膀在抖,一下一下,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敲打着。“手麻……两条腿也麻。上个月去做产检,医生说……说我血液里的某个指标不对,让我转到大医院去。”她的手在苓的掌心里发抖。“我不敢去。大医院要花很多钱。我怕……我怕孩子……”她说不下去了。
苓握紧她的手。没有说“没事的”。她只是把另一只手也覆上去,两只手把吉田的手包在中间。
“你听我说。”苓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现在你体内的毒素,可能会通过胎盘影响到孩子。但不是绝对的。你现在脱离环境,阻断暴露,孩子还有机会。”她顿了一下。“你还在厂里上班吗?”
吉田摇了摇头。“我请假了……请了一个月,厂里批了,但是没有工资。”
“你先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