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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曹皇后 将门虎女不拼爱情拼事业（第2页）

在儿子无法工作之时，曹皇太后挺身而出，顶着压力和众大臣的非议站出来管理大宋朝，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时，英宗眼看着身体好转，可以“间日御前后殿视朝听政”，曹皇太后在犹豫是否要还政，英宗是否能做一个好皇帝。前朝大臣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此间也是催促皇太后还政的声音不断，于是在韩琦假称辞官时，曹皇太后决定撤帘，还政于英宗。“老身早该安养深宫，每日在此垂帘，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还有一事，英宗是仁宗从宗室子中选出来的皇太子，英宗曾想尊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这件事被朝臣反对，英宗与朝臣僵持不下。这时候，曹皇太后手书一封，将英宗的亲生父亲称为黄，亲生母亲称为后，以此来权衡了皇帝与朝臣礼法的平衡，也让这场波及众人的风波得以平息。

曹皇太后垂帘听政，一方面是受权力熏心的驱使，更多的是为保住大宋江山，虽然英宗与皇太后有嫌隙，但宰相辅弼“陛下才康复，皇太后即日还政，退居深宫，此天下之人有识无识尽知，皇太后始终无负于陛下也”。无论是从利益上来讲，还是从家国天下的情怀上来讲，曹皇太后都是站在英宗身后支持他的，她的愿望就是国家安宁，百姓乐业。她深明大义，遵守祖宗礼法，她不贪恋皇权带来的无上权力，甘愿在幕后做皇权守护者。

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初，英宗三十六岁，因病驾崩。宋神宗即位，曹氏便荣升太皇太后。神宗即位之时，太皇太后曹氏的人生已经步入老年阶段，按理应该安享晚年了，但是神宗皇帝尚且年轻，少不了一些不当的行为，太皇太后依然为社稷挂心，关注皇帝的言行。神宗对这位祖母也是挂记在心，"承迎娱悦，无所不尽，从行登玩，每先后策掖"。后来太皇太后生病，神宗也照顾在侧，直至元丰二年（公元1079）曹氏病逝。

4。严于律己，贤德可彰

（1）谨防外戚擅权

曹皇后无论是在仁宗朝辅佐仁宗皇帝，还是英宗朝垂帘听政一年后还政于英宗，她都是尽心尽力为赵氏的江山谋划，她稳固朝堂，平衡后宫，给皇帝带来的总是一种安稳的感觉。然而曹皇后出身武勋世家，自她嫁入宫中，她的娘家就变成了外戚，自古外戚涉政是统治者最忌惮的事情，何况曹氏一门是武将出身，就更容易引起皇帝和前朝大臣们的猜忌。曹皇后熟读史书，自然也了解历朝历代外戚膨胀后的下场，既然自己以一己之力光耀曹氏门楣，那么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娘家一脉，这无形中成了曹皇太后肩上的重担之一。在对娘家人这一方面，曹皇后可以说是严于律己，遵守礼节，不敢有半点僭越，甚至可以说是苛刻。司马光曾说：“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况后妃与国同体，休戚如一。若赵氏安，则百姓皆安，况于曹氏，必世世长享富贵明矣。赵氏不安，则百姓涂地，曹氏虽欲独安，其可得乎”。妇女出嫁后疏远父母家而为夫家着想，何况是后妃们呢，后妃与家同为一体休戚与共。赵宋朝堂安则天下百姓安。曹氏一族已为外戚必然会世世代代永享富贵的。如果赵氏不安，则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曹氏又怎么能独自安宁呢？这个道理曹皇后也懂，她穷尽一生保赵氏的皇权，也是保了曹氏一族的富贵荣华。

据悉，曹皇后的叔叔曹琮在侄女被册封为皇后的当天就请辞了皇帝的封赏。曹琮是皇后出嫁时主办皇后嫁妆的人之一，“十一月，己丑，册皇后。以东上阁门使曹琮为卫州团练使。琮兄女为后，礼皆琮主办”。但是曹琮办完皇后的嫁妆后欠了很多债，且又谢绝了皇帝的封赏，那么只能自己努力去还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又语及赐予后家故事，大防曰:‘汉时赐予厚。’应曰:‘汉时远，且说唐时。’大防曰:‘唐时不见。’又问本朝，大防曰:‘有之。但都无文字，必是出于内库。若不赐予，必作债。’应曰:‘曹琮向日还债极多。’琮，光献叔父也。”皇帝娶亲财礼可以想象肯定是十分丰厚的，《资治通鉴》记载了汉唐时期赐予皇后娘家丰厚的赏赐，这个赏赐也一定是会高过皇后娘家准备的嫁妆的。然而曹琮在办完皇后的嫁妆后没有要皇帝给予的赏赐，就必定是要欠债了，欠债还钱这种事又是天经地义的，曹皇后的叔叔曹琮就只能“还债极多”。而《宋会要》里记载的曹后册封礼，可见在曹皇后大婚这件事情商，曹琮是功不可没。这一段明确记载了曹琮为皇后置办嫁妆且因此而还极多的债。作为皇亲贵胄，这种情况下，曹皇后但凡说一句话，都可以瞬间缓解娘家的窘境，但从曹琮的做法可以看出，曹家也是支持并理解皇后的，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女儿嫁入皇室而高人一等，去逼迫皇帝、皇后赏赐金银。

曹氏家族中的另一人，曹仪也自请辞去官职，不为后人留下话柄。在曹皇后统辖后宫的几十年里，曹氏一族只有一人在京外为官。可见曹皇后在放外戚专权这一方面是做到了极致。

另有民间传说，八仙过海中的曹国舅就是曹皇后的弟弟，周游天下不问世事，也是代表了曹氏一族的态度。虽然这种说法无从考证，但是民间百姓愿意这样去传说，可见曹皇后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也是极好，仁宗一朝也不存在外戚擅权的现象。

（2）止息王安石变法，以百姓民生为根本

神宗登上历史舞台后，他发现自己接过来的大宋朝廷已经千疮百孔，朝廷内部出现的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已沉积多年，且无法根治，这个问题会慢慢地拖着大宋朝廷坠入深渊。国库入不敷出对于国家经济来讲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经济不足将导致各方面都发展乏力，军事、民生、外交都得不到国家强有力的支持。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宋神宗想要通过改革来达到富国强兵、挽救大宋于水火的目的。历史的车轮走到了急需变法的时代，神宗看到了眼前的态势，终其一生都想要励精图治。王安石变法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起来。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这在历史书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了，这里我们不分析王安石变法的众多原因，只讲与当时时代有关的几点。第一，王安石变法在指导思想上，是为国家谋取更高的税收，以充盈国库，但是富国并没有富民，相反这次变法还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损害了大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此次变法过于急功近利，想要在短期内看见成效，当时朝中旧臣大多看出了此法的弊端，多数人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表示应以百姓民生为江山社稷之根本，但是神宗一味地想要获得成果，纵容王安石变法的实施。由于变法得不到大多数名臣的支持，这一时期，不少当时的忠勇之臣如司马光、苏轼、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名臣都被贬出京，同时王安石启用了很多奸佞小人，建立以自己为首的改革派，这是一批看准时机想要升官发财的人。无人可用之际王安石只能派这些人去地方上施行变法，这更导致变法在民间变成了灾难。第三，新法与旧法相争于朝堂之上，必然形成党争之势，这就使大宋朝堂变得不稳固，不仅迫害了众多大臣，还祸害了百姓。

但是神宗久居庙堂，并不了解民间疾苦，他只听见朝堂上新法一派对改革措施的夸赞，并不知道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但太皇太后曹氏是一个广开言路的人，她在后宫之中已听到民间的真实声音，眼看着大宋被一群乌合之众搅合得动摇根本之时，太皇太后出手了。“初，王安石当国，变乱旧章，后乘间语神宗，谓祖宗法度不宜轻改。熙宁宗祀前数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闻民间疾苦，必以告祖宗，因赦行之，今亦当尔。’帝曰：‘今无他事。’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王安石如今当权，变乱旧的规矩，然而祖宗家法不易轻易改动。太后说：“我昔日听闻民间疾苦，皇帝都先告诉列祖列宗，然后大赦天下，今天也应当如此。”皇帝说：“今天没有其他的事情。”太后说：“我听闻民间百姓苦青苗法、募役法，就应当免除。王安石确有才学，但是反对他的人太多了，皇帝如果爱惜人才并想保全他，可以将他暂且外放出京。”

曹氏一心系赵氏江山的安危，在晚年依然为巩固皇权而操劳，为使神宗做一个好皇帝而费心规劝，最终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牵扯到变法之中的，还有一众大臣，其中被太皇太后拯救的就有大学士苏轼。

（3）最后的热血燃起:拯救苏学士

苏轼是宋朝著名的大学子，也是保守党派的代表人物，众所周知，苏轼一生著作颇丰，他的文学天赋极高，而他的诗往往也是政党打击报复他的罪证之一。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因诗被御史台弹劾。因官署内种植柏树，又称柏台，又因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又称乌台，所以苏轼这一遭，又称乌台诗案。

“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后违预中闻之，谓帝曰：‘尝闻仁宗以制科的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jùn，拾取）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

就在太皇太后曹氏努力规劝神宗皇帝，维持朝堂平衡之时，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发生了。苏轼向来喜欢用诗词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平日里自己在民间所看的民生，他的诗词在当时传颂度已经很高了，所以收集苏轼的诗词在当时来讲并不是难事。加之苏轼是反对变法的人之中威望颇高的人，他是新党人眼中钉肉中刺。这就给了新党之人想要整他的机会。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官员调任都会给朝廷上表以谢天恩，苏轼照例写了《湖州谢上表》，其中“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意思就是说，您知道我太蠢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无法陪“新进”；也晓得臣已经老了，只能去管理一下小民百姓了。这一段自嘲大概率就是苏轼的抱怨之词，可是却被有心之人拿出来大作文章。监察御史何正臣上疏，弹劾苏轼这两句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极尽讥讽之意。神宗皇帝一听，竟敢讽刺我，那还不赶紧关进御史台的监狱里！苏轼一介文人，没有受过此等羞辱，他在御史台的监狱里多次被提审，也没有承认这子虚乌有的罪名。新党一派此时就想置苏轼于死地，以此机会将旧党一网打尽。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发书这样的事情是大家始料不及的，群众莫不敢为苏轼伸张。

曹太皇太后此时年事已高且身染重疾，她知道苏轼入狱后很是担心。但是太皇太后更不能干政，那么怎么救苏轼呢？她依然是从江山社稷出发，在自己即将油尽灯枯之时，将神宗皇帝叫到床前：“当年你爷爷仁宗皇帝在殿试中取中苏轼兄弟，特别高兴，回来就对我说：‘我为子孙们找到了两位好宰相。’听说现在苏轼因为作诗而被关进监狱，可别是有仇人害他吧？再说，文人们写诗本来就比较随便，要是从诗句里挑错，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我的病已经很重了，还请皇帝别因为冤枉好人而伤了中和之气。”神宗听到太黄太后提及到黄爷爷，又看到眼前太皇太后的身体，觉得太皇太后说得有道理，想通了苏轼的问题，一时间心软便将苏轼由死刑变成了流放。苏轼的性命得以保全，全赖曹太皇太后对神宗的一番劝解。可以说，如果没有曹太皇太后，中国文学史上就少了一位大文豪，曹太皇太后当时可能只是惜才，却不经意间为后世保全了宝贵的文学财富。这件事对苏轼的影响很大，以至于苏轼在后来心有余悸，短时间内都不敢再胡乱写诗了。

曹皇后一生，可谓是尽职尽责地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她知人善任，能够为皇帝留好人才；她临危不乱，有勇有谋；她一心维系赵氏江山皇权，恪尽职守，忠诚度高；她心胸开阔，稳定后宫，心怀朝堂；她历经三朝，辅助皇权过渡，稳定朝堂，有非一般的政治才能。此等女子有能力不张扬，有美德有胸襟成就皇权，直到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