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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第2页）

４、乙亥，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案：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云：吕丞相大防微仲罢相，以大观文出知颍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后与政历九年之间，有国以来，首相踵三人之久。”盖自国初至元祐，为首相居位者，多止七八年耳。）后二日，改知永兴军。大防当宣仁圣烈皇后垂帘时，位首相逾六年，上春秋既长，大防第专意辅导，未尝建议亲政，虽宣仁圣烈皇后有复辟之志，卒不得申，当国日久，群怨交焉。及宣仁圣烈祔庙，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党，因疏神宗所简之人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以备进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从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九，又卷百一。）

５、乙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学，凭几听断，十九年之间，凡礼乐法度所以惠遗天下者甚备。朕思述先志，拳拳业业，夙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於广殿，策之当世之务，冀获至言，以有为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设施於政，而效见於时。朕之临御几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能，（案：《宋史李清臣传》作“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说杂（案：《宋史李清臣传》作“可差可募之说纷”。）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至於吏员猥多，兵备刓阙，饥馑荐至，寇盗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夫亦何必焉！（案：《宋史李清臣传》作“圣人亦何有必焉”。）子大夫其悉陈之无隐。”中书侍郎清臣之言也。（《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旧录》云：上亲政，内出策问，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新录》辨曰：祖宗之所以望后世子孙之所以丕承先志者，要归於治耳，不在於法令因革之间也。况策问固曰“可则因，否则革”矣，亦何尝必哉。而云“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此史官之私意也。今删去。）

６、癸巳。（《长编》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戊子，石豫言阚村水涨，有司坐视不救，今日全河北流，渰浸成患。原注：鲜于绰《传信录》论北流事，附绍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可考。案：《传信录》原书已佚。据《长编》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责降水官引鲜于绰《传信录》云：绍圣元年春，都水使者王宗望等於内黄下埽闭断北流，至涨水时，犹有三分水势。然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仍决溢。是年冬，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埽七十馀里，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由故道。有旨：“水官保任过涨水无疏虞，当议推赏；如有訩决，必重有行遣。”至绍圣五年，始等第推恩。元符二年，已经五稔矣，或大小暴涨十馀丈，堤岸决溢，又适值主者乖谬，不即闭合阚村，水复成北流。工部侍郎张商英天觉奏，以为水官阴附元祐奸臣，回河东流所致，追责累年，建议水官削职安置吴安持、郑佑、王宗望、郭知章、鲁君贶等凡二十四人。然说者谓元符二年之水，三门开元所建《圣德颂》，并大惓年重修禹庙皆在山顶，悉遭漂没。盖自开元大惓以来，水未有如此之大者，非堤之过也。自是言河事者，人以为戒，务持两端，莫敢确然任责。东流未复之前，已淤平东塘，其后，又过佛圣窝，塞侵及西塘矣！）

７、丁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毕渐以下通礼诸科经律及第、出身总六百人。时，初考官取管策者，多主元祐；杨畏覆考，专取熙宁、元丰者，故渐为之首。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辙言：“臣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案：《遗老传》同此。陈桱《续通鉴》作“绍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於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一时，而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案：《栾城后集·论策题劄子》作“而不可变者矣”。）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加尊号，裁损宗室，恩至於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科举诵教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折（案：《遗老传》“折”作“制”。）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之困；其微至设抵当卖熟药。（案：《栾城后《集》此句下有“凡类此者”四字。）皆先帝之圣谟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而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昔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赋匮竭，於是修盐铁、榷酤、平准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即位，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自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宽仁恺悌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修文偃革，号称太平，并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览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有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议，（案：《栾城后集》作“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皇帝之圣，岂其薄於孝敬而专事变易也哉？盖事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祖、父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改九年已行之事，擢用曩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臣不胜忧国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谴责。”奏入，不报。辙言：“臣近以御试策题，有欲复熙宁、元丰政事之意，寻具劄子，论先帝所立政事，见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间事有过差，元祐以来，随宜修政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孙孝敬之义，未审陛下以臣言为然否？然窃观自陛下亲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更改，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中外闻者，莫不惊怪。（案：《栾城后集《第二劄》此下有云：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有不预知而亟与行路谋之，可乎？臣闻两喜必有溢美之名，两怒必有溢恶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议天下之政，必有过甚而不平者。朝廷虽今昔之异，其实一家，欲有所为，当爱惜事体，岂可如仇雠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顷者，元祐之初，初议更张，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随改随复，数年而后稍定。臣於此时为谏官，后为御史，每言差役不可尽行，如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顾望，终不尽从。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独私元祐之政也，盖知事出匆遽，则民受其病耳。议者谓元丰之事有可复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愿陛下明诏臣等公共商议，见其可而后行，审其失而后罢，深以生民社稷为意，勿以此匆匆，则天下之幸也！”（案：《栾城后集》又载《贴黄》云：臣窃见章惇昔任枢密使与司马光争论役法，其言曰：“免役之法，利害相杂。”又曰：“见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体先帝爱民之意，差役旧害虽已尽去，而免役新害随而复生，今日正是更张修完之时。”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缓者，有可以缓者。京东西保马，缓一日则民受一日之害，此不可缓者也；加役法，岁月之间，改更了当，诚不为缓。”陛下谓惇岂欲破坏元丰故事者哉？而言犹若此，则元祐改更，诚不为过矣。）辙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悦。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谕，上益怒，遂责辙曰：“人臣言事何所害？第昨卿奏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乃对众开陈，且以汉武帝事比先帝，引谕甚失当。”辙曰：“汉武帝，明主也。”（案：《东都事略《苏辙传》作“武帝》，英主也。”）上曰：“卿所奏称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立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其意第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此岂明主乎！”（案：《东都事略·苏辙传》作“财用匮乏，岂得谓之英主？”）辙恐动，趋下殿待罪。上声甚厉，范纯仁独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辙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霁。辙退，举笏谢纯仁曰：“公，佛地位人也。”归家，即具奏曰：（案：《栾城后集·为待罪劄》，《集》中云：臣以愚拙，特蒙圣恩擢用，不次备位政府已及三年，报效不闻，负乘为罪，前后累至烦言，浼渎天听，孤危之迹，寝食不遑。祗自去秋以来，纷纭少止，方欲祈天请命，力求补外，适以东朝变故，不敢自陈。）“今者偶因政事，怀有所见，辙欲倾尽以报知遇，而天资闇昧，不达机务，论事失当，冒犯天威，不敢自安。（案：《栾城后集此下有云：谨已迁观音院待罪。）伏乞圣慈，（案：《栾城后集》此下有云：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讥。）怜臣不识忌讳，出於至愚，少宽刑诛，特赐屏逐，以允公议。”诏苏辙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权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曰：“文学风节，天下所闻，擢任大臣，本非朕意有可否，固宜指陈而言，或过中引义非是，朕虽曲为含忍，在尔亦自难安。原诚终自爱君，薄责尚期改过。”上批：“苏辙引用汉武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著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别撰词进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绪，夙夜祗惧，然以丕扬休功，实赖左右辅弼之，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为奸言，拂於众闻，朕不敢舍。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顷被选擢，与闻事机，当协恭以辅初政，而乃忘体国之义，徇习非之私，始则密奏以指陈，终於宣言而眩听。至引汉武，上方先朝，欲以穷奢黩武之姿，加之秉则经德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谓何？其解东台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为宽典，姑务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此段参取《实录》及苏辙《遗老传》并邵伯温《辨诬》。前制吴安诗》所草，后制当求主名附益之。此时吕希纯及蔡卞实为中书舍人，后制必卞所草也，当考。伯温》作《元祐辨诬》云：先是，宣仁后既崩，吕相大防欲迁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相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杨畏不可用。”吕相方约畏为助，谓范相曰：“岂以杨畏曾言相公邪？”苏门下在坐，诵畏弹范相文，范相曰：“某自颍昌被召，不知人有言也。”遂乞罢政。哲宗不许，吕相更超迁杨畏为礼部侍郎，范相恐伤吕相意，不复言。后吕相充宣仁后山林使，杨畏首背吕相，称述熙宁、元丰政事与王安石学术。哲宗用其说，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明年春，殿试，李清臣作策题，以熙宁、元丰、元祐故事相参，两存其说，问孰便者。初考官多取主元祐者，杨畏覆考，取主熙宁、元丰者，故以毕渐为首。清臣遂以礼部尚书拜中书侍郎，欲取相位，以苏门下在，未能迁。一日对，哲宗言：“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苏门下奏曰：“陛下即位，宣仁后垂帘之初，臣兄轼方起谪籍知登州，入为郎官，为起居舍人。臣自筠州监酒被召，是时清臣为左丞，今日反谓臣兄弟变先帝法度，是清臣欺陛下也。”清臣辞屈。乃曰：“苏辙尝以汉武帝比先帝。”哲宗震怒，声色甚厉。苏门下顿首待罪。范相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盖近世之贤君。苏辙果以此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哲宗怒少霁。罢朝，苏门下举笏谢范相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苏门下初对范相诵杨畏弹范相章，本疑范相者，及此，方知其贤。苏门下寻以本官出知汝州。伯温》所云“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月日当考。按熙宁八年六月十九日，乞有敕令国子监雕印《诗》、《书》、《周礼义》矣。不知伯温》何故云尔也。李清臣既为中书侍郎，乃出策题。伯温谓清臣先出策题，误也。又卷百一，又卷百五，较此为略。）

８、庚戌，龙图阁直学士蔡京权户部尚书。（《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陈桱《通鉴续编》云：自成都召还。又案：陈桱《通鉴》，书京权户尚在改元后，不系月。考改元在四月，则京权户尚与此异。）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云雾不辨。

１、四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壬寅朔。）癸酉，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吴安诗行苏辙诰，重轻止徇於私情，褒贬不归於公议。”诏安诗罢起居郎。（《纪事本末》卷百五。）

２、甲辰，国子监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为监察御史，左朝请郎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前自开封府推官出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又徙淮南》，逾五（案：“五”字据《太平治迹统类》补。）年不复召，於是始擢谏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遗馀力。《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三十一。（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言：焘及祖禹、吴安诗、刘安世、刘唐老、孙升、韩川，当吕大防擅权时，并以亲旧相为表悰，通传旨意。今首恶虽已贬黜，而焘等犹未明云窜殛。於是降焘知鄂州，安世知南安军，川知坊州，升知房州，安诗监光州酒税。又案：此皆六月事。）商英尝奏疏论风俗曰：“我神考发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风俗，大志未集，神灵在天。宣仁圣烈太后保祐陛下，讬心腹於辅弼，寓视听於台谏，而势利之下，是非蜂起，阿谀附会。一旦乌合，或上叛君亲之恩，或下背师友之训，或小合传缄，白昼告急，或手扇障面，夜半造门，或苞苴结私第之欢，或伏地修门生之敬。於是浮言竞作，鄙谚交兴；川洛异党，秦汾分门。拨而后动，谓之“天平”；子大而无见，谓之“盲大虫”；交通相纽，谓之“八关阴”；私搆架，谓之“五鬼”；谁何门户，谓之“约闹抱”；持其足，谓之“小鬼荙”；所亲而去，谓之“过房失所”；合而还，谓之“归宗”；伺察报探，谓之“灭门”。（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伺候报探，谓“灭门”；瞪走马，势尽相图，谓之“徒中反告”。呜呼！士大夫平日不素讲闻师儒先生之高谊，不自慎重，身被讥议，亦有足悲者。若滋长不已，则憎爱恩怨未易改。以上数语，与《纪事本末》相异，馀均同。）臣愚欲望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诏戒励，揭之朝堂，风示四方，庶几薄恶之风浸息，醇醲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其在兹时乎！”《纪事本末》卷百一。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此条上载：六月，台谏论吕大防等擅作威福，贬大防等云云，及周秩贬广德与除《字说》禁三条。此条下又载祖禹知陕，纯仁罢相，诸事而下又标闰月五月云云。前后错乱，殊多错简。下放此。

３、乙巳，都水使者王宗望言：“躬亲相视，得东流水势已及八九分，张包河一支，即日减落，水势甚微。上件河门，若不断闭，切虑向去，涨水不测，牵夺大河水势向西訩刷，河门愈更深阔。已牒大名府都大与本地分都大修闭，限十日毕工去讫。”《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十朝纲要》：乙巳，诏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修闭张包河门。《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戊戌，李之纯及杨畏、来之邵言责董敦逸、黄庆基。原注：绍圣元年四月乙巳当考。）

４、庚戌，龙图阁学士曾布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布自高阳徙江宁，诏许入觐，言先帝政事当复施行之，宜改元，以顺天意。初除户部尚书，寻改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陈桱《通鉴续编》云：初，司马光谕曾布增损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义不可为。”遂以户部尚书出知太原，五徙知江宁府，过京，留拜承旨。）

５、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望核实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轼在先朝，久以罢废，至元丰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吕惠卿制词，则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制词，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曰其‘退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泽’。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案：《编年备要》载制词曰：轼行污而詀正，学僻而欺愚。顷在先朝，自取疏斥，肆予纂服，开以自新，弗说尔心，覆出为恶，辄於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凡此立法造令之大经，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顾威灵之如在，岂神理之可容！深惟厥辜，宜窜远服，祗夺近职，尚临一邦。）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词，中书舍人蔡卞所撰也。（《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编年备要》云：於是元祐诸人相继黜责，而轼为之首。）

范纯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罢免朝廷之事，不合与闻，然有未尽之诚，上觊少禆圣听。窃见全台言苏轼行吕惠卿诰词，言涉讪谤。伏缘熙宁法度出於建议之臣，又州县奉行之际，多有过当，不副神宗爱民求治之意。及至垂帘之后，惠卿方用谏官之言，特行重窜，苏轼因撰词之际，遂至过诋惠卿。今台谏章揽归先朝，事体不便；况今来言者，多是垂帘时擢归言路之臣，当时畏避不即纳忠，今日观望，始有弹奏。若便施行其说，亦恐玷垂帘之圣明，妨陛下纯孝之德。三省进呈之际，伏望圣断特加容贷，不惟可全国体，亦可稍镇浇风。”（《纪事本末》卷百五。案：《太平治迹统类》载纯仁此疏下又有云：高士敏昔在成都，曾有犯罪；来之邵曾任本路监司，略无举发。及至太皇上仙，高士敏特与改官。来之邵又弹奏苏轼云：“执政时，曾为人所弹击言者，寻皆黜责，当台谏略不辨明。及苏轼得罪，便云所谪太近，吐刚茹柔，率多类此。使朝廷赏法过中，莫不由此。”又言：“吕惠卿谪时，李清臣方为左丞，若言涉讪谤，清臣岂肯书诰行出？今旧臣惟有清臣在此，更乞询访。”不听。）

６、癸丑，御劄“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布诰多方，使咸体朕意。”（《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旧录》云：“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新录》辨曰：绍圣初，惇、卞等主绍述之论，胁持上下，改元曰绍圣，其意已明。“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十一字可除去。按：此月十二日改元，二十一日章惇乃为相，绍述胁持，惇固如此；第改元诏书，惇犹不与耳。范祖禹《代言集》载改元诏书，乃祖禹所草，当考。案：《编年备要载御劄略》曰：朕日听外朝之治，躬临万务之微。渺若涉渊，未知攸济。顾念祗承上帝，诞保受民，惟骏惠於先猷，以缵隆於下武，乃稽仁祖之成宪，思大文考之烈光。其因盛夏之辰，载新元统之号，宜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宋史·本纪》：是日，白虹贯日。《十朝纲要》：癸丑，用翰林学士曾布言改元。）

７、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为龙图阁学士，知陕州。先是，祖禹屡乞补外，上曰：“不须入文字，俟执政有阙。”明日，苏辙责汝州，祖禹再上章请郡。不许。盖上欲以祖禹代辙也。既而沮之者甚众，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一。）

８、甲寅，诏故观文殿学士、集禧观使、守司空、荆国公、赠太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庙。（《纪事本末》卷百十三，又卷百三十。）

９、蔡渭诉其父确冤，追赠左正议大夫。（《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丁酉，蔡渭诉粉昆事。原注：云：按《实录》，绍圣元年四月十三日，蔡渭诉确冤，追赠左正议大夫。案：《宋史·本纪》，确追赠与王安石配飨同在甲寅日。是月壬寅朔，甲寅十三日也。确子孙依正议大夫亡殁条与恩泽，见二十二日诏。毕沅《续通鉴》云：太子少师致仕冯京卒。帝临奠。蔡确之子渭，京婿也，於丧次诉其父冤。甲寅，复诏确为右正议大夫。《长编》作“左正议”，必有一误。《东都事略·刘安世传》：蔡确之子渭数上书讼吕大防、刘挚及安世等陷其父，朝廷委蔡京等究治无验。）

１０、侍御史虞策言：“苏轼既坐讥斥之罪，犹得知州，罪罚未当。”诏轼降充左丞议郎。（《纪事》本末卷百五。案：轼贬知英州在丁巳十一日。）

１１、资政殿学士、中奉大夫、吏部尚书胡宗愈为通议大夫、知定州。（《纪事本末》卷百一。）

１２壬戌，翰林学士曾布修《神宗皇帝正史》。（《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神宗实录》请取王安石《日录》参照编详。《宋史·本纪》：四月戊辰，同修国史蔡卞请重修《神宗实录》。闰月丙申，命左仆射章惇提举修《神宗国史》。五月己酉，修国史曾布请以王安石《日录》载之《神宗实录》。文互异。蔡卞上疏言：“先帝盛德，大业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实录》所记，类多疑似不根，乞验索审订，重行刊定，使后世无所迷惑。”诏从之。以卞兼国史修撰。毕沅《续通鉴》上疏在戊辰日。陈桱《通鉴续编》云：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帝之圣。蔡卞，安石壻也。邵伯温《闻见前录》：卞从安石从子防所求安石旧作《日录》，文饰奸伪，芟落事实，尽改正史。据毕沅《通鉴》，诏以《日录》参定《实录》在五月己酉。）

１４、兼中书侍郎范纯仁为右正议大夫，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上既亲政，言者争论垂帘。纯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诏禁约，并录诏以进。不从。纯仁数称疾求罢，晨后出居慈孝寺，再录诏以进。（案：《范忠宣行状》云：绍圣元年，言事者交章力排垂帘时事，人情大恐。公曰：“太皇太后保祐圣躬，欲跻天质於尧、舜之上，其功烈，其诚心，幽明所共鉴也。今人主初亲政，而议者辄自为计，不恤国，是一何薄哉？”遂以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诏书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且言：“近闻狂人传播拟策目，云当经圣览。（案：《范忠宣行状》云：狂人赵天启作拟试策，传播中外。）又台官章疏，或以取用其说甚非。陛下尊奉先太皇太后，勤劳公正，保祐圣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诏，以信万方。（案：《范忠宣遗文缴明道诏书劄子》下又有云：此书不颁行，薄俗恐难禁止，臣今再录明道诏书缴连上进。伏望圣慈遵本朝之旧典，法仁祖之圣孝，特降明诏，以信万方，天下幸甚。又贴黄云：）方今妄为诋讦者既多，陛下容之则妨圣孝，惩之则恐不忍，不若以诏禁约，事得两便。”讫不从。纯仁固求罢，而有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一。案：《范忠宣行状》云：公知不容於时，再上章乞去，语甚恳切，遂以公知颍昌府。陛辞日，赐坐啜茶，慰劳甚渥。上曰：“卿耆德硕望，朝廷所赖，然坚不肯为朕留。卿虽在外，两为宰辅，凡有所以禆益於时政者，但入文字来，无形迹。”公曰：“敬受命。”既到官，值兴广武埽役，下颍昌、汝州科稍草一百万，公曰：“两处之民，不习河役，方荐饥之后，加之道路阻远，则永为深患。”力请至七八方免。然其破产失业已十三四，有至非命而死者矣。报到，闾巷田野，讙呼鼓舞，如脱机穽。方为公立生祠，会公南迁，畏事者止之。）

１６、翰林学士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为侍御史。（《纪事本末》卷百一。）

丁卯，中书省言：“勘会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间苦於差扰，议者纷纷，前后改移不一，终未成一定之法。”诏府界诸役法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施行，仍自指挥到日为始。左司谏翟思言：“祖宗以来，中书差除、铨曹注授各有条格，不相参错。元祐大臣，招权市恩，旧係铨注，昔多归堂除，奔竞请托，恬以成风。望诏有司，依祖宗以来中书差除，立为定法，馀归铨曹。用元丰中选格注授，庶几人无觊望。”诏送给事中、中书舍人看详。（《纪事本末》卷一百。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复元丰免役法。据《长编》卷二百三十七，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颁募役法。原注云以绍圣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三年五月三日敕详定。是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为丁卯。《编年》、《通鉴》於此条后书闰月五月，而前已书六月台谏论吕大防云云，殊失前后次序。《宋史·本纪》与《纪事本末》同。辨正见前“甲辰，张商英擢谏官；壬戌章惇为右仆射”下。又案：邵伯温《闻见前录》：绍圣初，哲宗亲政，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范丞相纯仁与清臣论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许。范公坚辞，帝不得已，除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召章惇为相，未至，清臣独当中书，益觊幸相位。复行免役、青苗，除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相容，以事中出知北京。）

是月，秘阁校理李昭玘为秘书丞。《长编》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辛未，李昭玘罢馆职。原注：昭玘，绍圣元年四月以秘阁校理为秘书丞。（案：《宋史·李昭玘传》：用李清臣荐，为秘书省正字、校书即，加秘阁校理。通判潞州，潞民多不葬，昭玘饬官地，画兆竁，具棺衾，作文风晓之，俗为一变。入为秘书丞、开封府推官。）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罢五路开宝通礼科。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丙寅，罢五路经律通礼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此条已书“六月，台谏论吕大防”云云，前后殊失次序，今依《宋史》附此。辨正已见前“甲辰，张商英擢谏官；壬戌，章惇为右仆射”及“丁卯，复元丰免役法”两条下。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九云：熙宁罢通礼科，元祐六年四月乙未复置，至是又罢。

仁和张大昌辑注